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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行动非常罕见，反抗历史的感觉却是恒常的，即使这种感觉未能得到描述。它们经常被发现体现于人们称之为私生活的东西中。”（约翰·伯格）

视角的转换

我打出生就一贯瘦弱，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雷打不动是班上所有男女同学中最矮小的那个，直到高二突然发育才摆脱了垫底的身份。初一时曾发生过全班女生满校园追打我的糗事，当然她们并不是唐山的集体暴力狂或《少年的你》中的校园霸凌犯，她们只是觉得班上有这么一坨简直像可爱小动物一样的存在，不欺负一下浪费了，追打我就相当于撸猫。连全年级第一名的班长也在追打之列，前几年碰到已是四大所合伙人的她，我还说起这事儿，她当然是一脸懵地完全不记得了。

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一向处于男性主流群体的边缘，要知道，在中小学，你成绩好固然光鲜，但真正有地位的永远是高大俊朗或体育成绩最好的那几个，然后围绕他们有一个稍次一等的活跃分子圈层。我这样的迷你身形，尽管因为“可爱”而在班上挺受宠，甚至女生们发明出集体虐菜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宠幸，但属于“弱势群体”却是板上钉钉的。这大概决定了我比较能体会弱者的处境和心绪，也是我自懂得左右之分后就始终自称左派的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左”就是站在大多数弱者一边，去与各种强权和既得利益抗争。当然人最擅长的是自欺和狡辩，强权和既得利益者永远有办法自称自己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正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其中一个政治哲学命题，就被暂时命名为“弱者的强力意志”。

“弱者的强力意志”这个命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由两个部分拼贴而成的，因而带有某种反讽意味。“强力意志”当然来自尼采，不过一般人以为尼采的强力意志就是在歌颂强者的权力，连纳粹都急着要认祖宗，而称自己的横行于世是“意志的胜利”。但其实尼采对普鲁士帝国当时的“强者”群体，也就是掌控军政大权和财富钥匙的容克贵族完全不屑一顾，他心目中真正的强者是精神力出类拔萃之人，与既有的社会地位强弱高低完全无关。

至于将强力意志嫁接到“弱者”身上，则很大程度上来自刚刚去世的詹姆斯·斯科特——尤其是他的两本名著《弱者的武器》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启发。斯科特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很大影响，力图扭转社会科学中一贯的对“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过度关注，在这种视角的转换过程中，很多我们以往看不到或即便看到也因思维惯性而忽视的事物像是突然冒了出来，或至少因得到重新诠释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无足轻重。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译林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不管斯科特本人是不是CIA卧底，至少他的书一再地让我们看到弱者用以对付强权的既无奈却又几乎无穷无尽、充满创意的手段，从而不至于对这个世界过于失望——何况卧底通常恰恰是最了解那个被卧底人群的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因为卧底要一言一行完全融入其中，才不会被人怀疑，就像约翰·勒卡雷那部经典间谍小说《小鼓女》（又译《危险角色》）的主人公，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人比她更了解恐怖组织里的人们的心态了——也因此最后她自己也在精神上被彻底撕裂。

文学中的弱者抗争

虽然社会科学比较“势利眼”，但文学却很喜欢将弱者作为自己的主角，文学作品中的弱者分量至少不低于那些强者。自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讽刺小说《金驴记》起，弱者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在这个充满不幸和苦难的世界上生存下来，就是一个恒久的母题。其后的《十日谈》《巨人传》《堂吉诃德》《老实人》等等，或多或少都继承了这个母题。

在现代文学中，这个母题被进一步放大，因为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前所未有地孤立无援，他们为了生存“开发”出来的种种带有明显消极特征的抗争“技术”，因而显得更加发人深省。

1954年的捷克动画片《好兵帅克》

现代文学中最早受到普遍赞誉的一位“弱者”，恐怕是那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名鼎鼎的“好兵帅克”。这个智商有点问题的狗贩子，被奥匈帝国强征入伍，按照一般的想法，除了做炮灰早晚死在残酷无比的堑壕战里，恐怕不会有更好的归宿。但帅克就是不肯死，也死不掉，直到作者哈谢克都死了，这本直奔上千页而去的小说也没写完，帅克也还一直“赖活着”。用中译本译者刘星灿的话来说，“帅克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的确在斗争……在反抗邪恶、不义和民族压迫”，“他越是忠顺地执行上司的命令，闹出的乱子就越大，他的上级长官就越给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可以说，他在哪里出现，哪里的帝国军队就被他搅得鸡犬不宁，不得安生……敌人讨厌他，受了他的愚弄，却又无可奈何”。为什么那些被他愚弄的“强者”无可奈何呢？因为帅克最经常用来对付他们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逻辑，如哈谢克的同胞和后辈作家伏契克所说：“帅克掌握了让派遣他打仗的人输掉的艺术。他采用的方法不是规避和怠工，而是一本正经地执行他们的命令。”（伏契克这里提到的各种抗争方式，在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身上都有经久不息的回响。）

这么说起来，帅克大概可以被看作现代第一个“左翼加速主义”者，其核心理念是，既然我看出了你们所谓“强者”只是外强中干的“披着狼皮的羊”，但作为“弱者”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掀翻暴政，那么好，我就索性事事随你，不仅随你，还帮你往前推向你的逻辑的极端，由于你的指令本身就是荒谬的、虚伪的、自欺欺人的，那么越是忠实执行你的指令，就越是加速让你在自我反对中自取灭亡。

诞生于100年前的帅克虽然是现代社会第一位家喻户晓的以另类方式抵抗强权的“弱者”，但其实也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形象。瑞士伟大的德语现代作家罗伯特·瓦尔泽早在1908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神作《雅考伯·冯·贡腾》，其主人公——一个仆役——对待主人的态度甚至比帅克对他的将军们更极端，奴颜卑膝到让人齿冷的程度，却拥有一种隐秘而强大的精神胜利法，堪与阿Q一拼——阿Q当然是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学中永恒的弱者形象，但不同于帅克可以“永生”，阿Q在这片土地上则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必须被枪毙，这是鲁迅对自己“横眉冷对”的世界所下的毫不留情的结论。但是因为瓦尔泽的小说是一篇更复杂也更深刻、带有后现代“元小说”气息——虽然它甚至写于卡夫卡之前——的小说，几乎每句话都在自我辩驳、自我嘲讽，每个段落都够你嚼半天的，所以它远不如《好兵帅克》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瓦尔泽在这位以自己为原型（他真的上过仆役学校）的小说人物身上，进行一种建立在尼采强力意志之上却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即反过来将奴仆心态及其构建的世界作为对象，专注地描绘其最细微的心理，从而让人不由得想要问一句：这种隐藏于奴颜卑膝之下的小强精神，是否能够匹敌或甚至等同于强力意志呢？

更早一些，1900年，经历了数月之久的俄罗斯之行的诗人里尔克，也在战斗民族的虔诚中发现了类似的东西。用陪同他此行的情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她曾令尼采一见钟情并苦追不舍——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被欧洲其他人民称为虚弱的、病态的、使生命陷入瘫痪的性情特征，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则是可靠力量的一种自然表达，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人类的平等（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他们之间的不等（在尘世的目的面前）”。显然，里尔克和莎乐美在此对尼采的强力意志是有所暗指的，并且他们从俄罗斯农民身上（就像斯科特从东南亚农民身上），看到了与帅克和雅考伯·冯·贡腾类似的东西，一种可以对尼采的强力意志作出有效扩展的东西，一种“弱者的强力意志”。

进化论与弱者

自达尔文进化论以“天演论”的名义传入中土，国人就对其抱有至深的误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经常被解释成“弱肉强食”“落后挨打”。

事实上，自达尔文起，进化论就是在社会统治机制的潜意识运作下发展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壮大，这是经选择而放大并通过意识形态得到确认的社会现实，而非生物科学，是社会统治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向科学的投射，是最典型的现实与思想的阐释循环。所谓“自然选择的更高适应度”，无非是统治集团的自我合理化，并以此（潜意识化地）规范科学观察的“事实”。而自然的千姿百态，强弱无度，变化无常，在在说明了：自然演化并不是决定于谁更“强”，而更可能决定于谁更少出错——相应地，在斯科特的社会研究里，这就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农民的检验标准极可能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

进化论可能正面临一个根本的范式转换，即不是以一种客观的“进化科学”的逻辑结构去整合所有的观察事实，而是从一开始就将人的感知和思维方式融入其中，首先看清楚“进化科学”的逻辑范式是如何进入并规范我们的观察与思考的，从而解构其“客观必然性”，并有意识地尝试从不同甚至相反的逻辑范式来重构所有的观察与思考，看看是否会得出截然不同但同样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初步来讲，必须抛却适者生存，或至少是其强意义，即强者壮大的意识形态。要重新把“所谓弱者”的生存策略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激发所有潜在“事实”的大批浮现——斯科特的著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相当重要的范式转换价值。用这些一向被忽视或掩盖的“事实”，清醒地重构全然不同于通行的进化论版本的新的自然和社会演化理论。因为在极端进化论视角下几乎不可见或即便可见也是很次要的“弱者”，对于一个系统维持自身运转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阿甘本笔下那些在古罗马时代可以被随意杀死但不能被用于献祭的最低贱却又维系着整个帝国运行的“神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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